chemin vers le bonheur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此话不假。凡为世间人，便摆脱不了地域性的限制。每个人的性情喜好，无不因为家乡的“风土人情”而打上鲜明的地域烙印。江南人精明灵秀，塞北汉大气粗犷，燕赵多壮士，湖广出才子，川人敏辩，鲁人善贾，概都是受其“地理”影响，“人文”薰陶，而形成的群体性格差异。而这种差异反映在“文化”上，便显象出精彩纷呈，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而在地域文化中，历来最能激起我们自豪感的，多是缘于那些留存青史，“生于斯、长于斯”的名人达士、帝王将相或才子佳人了。这些文化“名星”，高级“老乡”，以其无可置辩的影响力及渗透力，成为谈论地域文化绕也绕不开的话题。
　　　　
　　　　１
　　　　
　　　　我是山西人。
　　　　
　　　　对于自己的家乡，却迟迟不敢下笔，就缘于从前的山西，文化太悠久，太丰厚，太灿烂，而时下的山西，又太颓败，太尴尬，太沉重了。这种巨大的反差造就的慨然与惆怅，在每个山西人心里都复杂地纠缠着，痛苦地反刍着。古黄河的尧天舜日早已远去了，大唐朝的风流俊才已经退场了，五代时的刀光剑影已经落幕了，宋元时的浅吟低唱已经嘶哑了，明清际的革命烈火已经淡然了，便是那喧闹一时的学大寨放卫星，也已过时了。今天，不甘心的山西人，在一个叫余秋雨的学者提醒下，又兴奋地拣起“祖上曾经阔过”的票号文化，呐喊起来，闹哄起来。其实，曾经总是弄潮时代风头浪尖，开创是一代文化先河的山西人，应有更多的选择，更大气的举措。
　　　　
　　　　我一直以为，中国诸省份中，就人才的层递性、多样性及锋利性而言，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讲，没有一个可与山西相比。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山西籍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层出不穷，举不胜举。春秋霸主晋文公，大周女皇武则天，汉代名将霍去病，宋代贤相司马光，文学大家柳宗元，羞花美人杨玉环……这些大名鼎鼎的重量级人物，无不傲视当代，名垂千古。也许是因为山西名人太多，领域分布太广，所以写一篇关于山西的文章，总不免有掉书袋之嫌。因为你要举的，你想举的名士实在太多，太多了。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山西人的地域表象特征比较明显（张口就知道你是山西人），但其群体人格却算不上张扬，模糊得只能说大气，鲜明得也只能说大气。他们大体上是温文敦厚，浑朴典雅的。至今，在山西广大乡村，红白喜事，都有复杂讲究的套数，与一些乡野老人攀谈，也颇有古风。然而，作为一种地域精神表征，我们却很难在山西名人的身上归纳些山西的特色来。他们太大气，太浩荡了，那种人格，那些气质，早已跨越吕梁太行，随着涛涛黄河，伴着强劲西风，化入每个炎黄子孙的骨髓，吹入每个中国人的心田。那是一种只能称其为民族精神的伟大人格。他们太杰出了，杰出的只需表达自己，他们太伟大了，伟大的只能代表自己。在此，我无意论证山西人便代表了中国，但却不能自私地把他们的精神限定为山西精神。
　　　　
　　　　中国文人历来骄傲自己的籍贯渊源。古来介绍诗人，多在大名之后，紧跟一句何方人氏的补充。许多名人大家就常以家乡为号，或称柳河东，或名王临川，或号涑水先生，或叫青莲居士。而今日文人如贾平凹，虽没有自号“贾陕西”，却始终保持着浓重的陕西腔，快活地张扬着“俺是西安人”的鲜明风采，煞是可爱。有一点很奇怪，那就是山西诗人关于故乡的诗篇很少。我想，并非他们不爱此地。而是因为他们历来地域观念单薄，其目光从不为层山沟壑所阻隔，其才情总是随滚滚黄河而奔倾。他们历来都是胸怀四海，放眼天下。在浩瀚的史料里，我时时为他们的智慧而惊叹，被他们的气质所折服。他们温文敦厚，聪明大气，特别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总是可以独领风骚，开创一代先河。
　　　　
　　　　我想这一点大概是“教化”的结果。除了天地自然的教化，除了良好的天赋秉性，关健还与“人师“有关。山西自然有不少名师先贤。春秋时出了个有名的儒学大教育家荀子，战国时又有授苏张纵横之术的鬼谷子，隋末唐初，还出了一个培养房玄龄、魏征等贤臣名相的大教育家王通。这位王通老先生历害，他的孙子王勃就更厉害。众所周知，二十岁时他就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不朽名篇《腾王阁序》。这般年纪，能写出“落霞与孤鹜齐飞，水天共长一色”的绝妙好词来，自然与他的“家渊极深”有关。据《谈薮》言，他“每为碑颂，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初不点窜。时人谓之‘腹稿’”。就此而论，我以为并非以“天才”蔽之那么简单，而是肯定与他爷爷的教育方法有关。如你所知，人家写《腾王阁序》也没打草稿，这自然跟从小受到科学严格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在此，你不能不佩服这位老先生确实有两下子。
　　　　
　　　　唐诗历来以雄朴浑厚著称。至今，我们读唐人的诗句，依然会那气势所撼。而在唐代诗人里，山西诗人占有相当的份量。据统计，《全唐诗》近五万首作品，二千余名诗人，有758名诗人姓名可考，而其中山西籍就有82人。诗作方面，仅太原白居易一人的诗作就达2000余首。这些数据不能不令人惊叹。唐诗中，无论王之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精妙哲思，还是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大气豪爽；无论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淡雅清新，还是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疏淡峻洁，都精彩得要命，漂亮得要命。是的，好作品是能要命，甚至能要了作者的命。当年，山西诗人薛道衡就因为一句“空粱落燕泥”，招来隋炀帝的嫉妒，借口把头砍了，临刑时还幸灾乐祸地说，看你还会“空粱落燕泥”么？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被山西诗人的才华与气质所折服。没有完备的学识，没有强健的人格，是写不出这样意气风发，飘逸恬然的诗作来。”
　　　　
　　　　我们都知道并州的王维能诗善画，慧解佛道（因喜释氏，故字摩诘）。后人曾高度评价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诗画，构思精妙，禅意幽深，往往令人回味无穷。此外，他还特别精通乐理。据《国史补》言：“客有以《按乐图》示王维，维曰：‘此《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后来有个认真人沈括仔细调研，认为此说不可信。我赞同他的看法。不过，王维的音乐水平是谁也不可否认的。年轻时，他就是靠弹得一手好琴，被引荐给一位皇家公主，引起好奇，继尔荐其诗作，才慢慢走红的。《国史补》还说，“维有诗名，然好取人章句。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以为含英集中诗也。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乃李嘉佑诗也。”我不知道这话是褒是贬，只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有时也会“取人章句”，但丝毫不影响诗的质量。可见，唯有大气如王维、毛泽东这般人物，才不拘小节，大胆引用。
　　　　
　　　　不怕说闲话，走自己的路，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在做些什么，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特别难得。如你所知，大部分读书人都有一种后天性的“软骨子病”，或见风使舵，或人云亦云，总之懒得思考，或是不敢思考。因为王维思考了，所以他无论诗画，乐理、佛道，都能做到独树一帜，颇有成就。而稍后的柳宗元，也很难得地坚持着自己的想法。众所周知，他的诗作“幽峭峻郁，自成一路”，尤其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小品，更为世人称道。当然，也正由于他太坚持原则，太有想法，政治上自然玩不转，贬来迁去，最后魂断偏远的南荒之地。
　　　　
　　　　这位很有“人文”精神的老西儿，在柳州那几年，挖井，办学，种树，修庙，释婢，凭良心，靠热情，做了不少他能做的事。他死后，当地老百姓修了柳候祠，以最朴素的办法纪念他，感激他。记得现今一位柳州市副市长说过：“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起色，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若在天有灵，我想“老乡”那清瘦的脸上，一定会露出淡淡的笑容。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位智救小友的灵童，是山西夏县人。自小志向远大，聪慧好读，长大后，不但写就辉煌巨著《资治通鉴》，成了文坛巨擎，而且为官有道，是为一代贤相。而我们也都知道他在政治上以“保守”著称，当年王安石搞变法，因为太激烈，搞得官累民怨。但是王安石很霸道很武断，谁敢有异见，就马上贬官。当时，以司马光为首的“流俗”派，如苏东坡、欧阳修、范仲淹等大批有见识的官员都受到排挤，被贬被迁被流者不计次数。王安石坚持“通变”，就是“通通要变”，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这是思想偏激，头脑发热的“梦想家产物”。如今搞政治经济学的，也都知道过激的“大跃进”改革实在要不得。历史上，老百姓受到这方面的苦已经太多太多了。而“流俗”，说白了，就是代表普通人的利益，这也是正常的、大众的看法。在当时政治高压下，坚持己见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敢“反对”就喻示着可能要剥你的官袍，抄你的私家。但这位老西儿不怕，他依然大义凛然，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看法。后来，王安石失败了，大家群起而攻之，嚷着把新法全部封杀。而唯有司马光，认为新法中的“免役法”（雇佣兵制）还有可取之处，予以保留。而且，对于王安石，也不主张报复，一棒子打死。至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位保守派领袖致以深深的敬意，为他的“固执”，为他的胸怀。如今，在其家乡松柏森森的墓冢前，立有当年皇太后所赐的“杏花碑”一块。可惜，碑文被奸臣小人因嫉妒而磨平，现在看到的是后人补刻的。
　　　　
　　　　明末清初之际，山西又出了一位诗书画医四绝的大学问家傅山。他聪明得不得了，无论书画，还是诗学，都有过人之处，独成一派，堪称北方文坛的领袖。梁启超就曾夸他的才学“黄河以北无人可比”。当时的康熙皇帝觉得他是个人才，便想给他个官职。但他很倔，坚守“正统”气节，就是不合作。当时是被强抬进北京觐见的。在他看到“大清门”三字时便滚倒在地，两泪直流，不肯起来。皇帝最后也拿他无可奈何。要知当时他这样做，可能会触怒龙颜而掉脑袋的，可他就是不怕。也许你会置疑这种类似甘地“不合作”的消极抵抗有多大意义，但你不能不敬佩他敢与皇帝搞对抗的勇气。便是今天，我们也没有理由笑话他骨子里的那股荡然清气与傲气。
　　　　
　　　　这位执拗的老西儿，还有一大贡献就是在妇科的研究上。他编写的《傅青主女科》，是中国古代最好、最全面，也是最权威的妇科医学著作。今日此领域的专家学人，依然视为经典。在他那个时代，一个大男人，特别是一位有名望的读书人，专攻妇科，为女子排忧解难，是需要很大勇气与魄力的。据说他还曾写过一本《性史》。由此可以看出这位老西儿（准女权主义者）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特立独行的一面。
　　　　
　　　　２
　　　　
　　　　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气候干燥，林木稀少，强劲的西北风扬起满面的风沙，使得山西人长相多以粗犷见长。若你还记得历史上唯一的农民总理陈永贵，那你一定对那张白羊肚手巾下的面容，记忆犹新。那层层叠叠，沟沟壑壑的脸上，总是挂着憨憨的笑容。但莫要小看这张脸。在那笑容背后，隐藏的是内敛、是隐忍，是工于心计，是讲究策略。
　　　　
　　　　作为一个农民，他算是做到了极致。因为他把农民的智慧运用得淋漓尽致。尽管到了后来，变成了闹剧，那是他不可控制的，不能怪他。我相信，在那政治浪尖的那几年，离开黄土地的陈永贵是不快乐的。因为那地毯、香茶、接见、讲话，都不是他喜欢的，犹如把耕地的老牛赶到鸡窝里孵小鸡一样别扭。我想他有被服从的无奈，被摆弄的愤怒，被耻笑的压力，所以，他只有以几近顽固的“白羊肚、圆布鞋”作标志，搞些无谓的潜意识对抗，维持他最后那点可怜的自尊。
　　　　
　　　　陈永贵没想到要名垂青史，没想过要做国家领导，他只是以农民的朴素意识，欢乐地勾画着一个农民的 “乌托邦”。他的种种表现，虽有投机、取巧之嫌，可那只是期望一种来自“上面”的肯定与赞扬，仅此而已。在这个过程及层面上，陈要比全中国其它的村支书都聪明得多，敏捷得多。他以农民特有的直觉与智慧，很快就领悟了最高指示背后的含义。他做得很漂亮，领导自然很满意。于是，步步高升，直到最终沦为一个高级的政治玩偶。这个可怜的山西农民，最终还是被愚弄了。
　　　　
　　　　不知为何，山西人一直持有一种很特别的政治情结。对于政治，总是有着莫名高涨的热情与兴趣。便是普遍老百姓，也往往喜欢嚼些所谓高层内幕的舌头。夹七杂八的政治秘闻更是山西人喜欢的饭后谈资。我想，这大概与山西独特的历史渊源有关。
　　　　
　　　　山西西南依着黄河天险，东北有吕梁、太行阻隔，构成一个易守难攻的天然军事要塞。而山西又有“表里河山”之称。晋中有铁，晋南有盐，晋北有马，加上河东的粮棉，自然是一个休养生息，养精蓄锐的好地方。而在雁门关之外，历来就是游牧民族的天下。也就是说，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山西都有特别重要的军事价值。因此，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甚至有“欲得天下，先取山西”的说法。因此，山西历来争战就多，朝代更换快。汉时常为匈奴侵扰，北魏在此建立政权，五代时汉、晋、唐又先后在此更替，宋时这里又被夏、金、辽轮流控制，清时这里是反清复明基地。山西人在频繁的动乱及政变中，经历了太多的惊吓与荣辱。他们对于政治的敏感正是缘于对自身安危的关注及保护。譬如说，若打听些内幕消息，早点做那准备，以求躲过灾祸，或揣摩下政治风向，及时改变立场，捞些投机好处。这本是一种本能的自然反应。然而在漫长历史的研磨下，渐渐化为情绪的齑粉，伴着四溅的口水，成为一种不自觉的习惯心理，甚至沦为一种病态性的群体嗜好。
　　　　
　　　　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缘于山西的人文历史中，政治人物与政治智慧占有太大的比重了。山西人中，政治手腕运用最好，也算最早的，首推春秋第一霸主晋文公。这位君主名叫重耳。长得怪不用说，搞得老妈也不喜欢。最后皇太子都做不成，让他弟弟抢了宝座，只能灰溜溜地流亡“国外”，组织临时政府搞对抗。在国外流浪的十几个年头，受够了屈辱，但他都以山西人的特质忍了。最后在强大的盟国帮助下，打回国内去，推翻旧政权，终于坐上了他早该坐的宝座。然后，他又用几年的功夫，远交近攻，精打细算，终于成就一代霸业。在他身上，内敛、隐忍，机变，远谋，善长心理攻势，标榜道德力量，这些政治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这些影响，并最终成为山西政治权术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山西最具重量级的政治人物，便是一代女皇武则天了。武则天是山西文水县人，在并州长大。这姑娘打小就聪明伶俐，性情泼辣。最有代表性的故事就是向唐太宗表白驯烈马理论。她说只需要鞭、锥、刀三样东西就可以驯服任何一匹烈马。先用鞭抽，不行，再用锥刺，还不行，那就一刀结果算了。这个故事充分显示了小媚娘的“铁姑娘”性格：没有什么不可以。当然，展示性格不是媚娘的目的，她的第一动机是要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
　　　　
　　　　自然，她的目的达到了，唐太宗上勾了。后来，她又勾引太子，再到亲手掐死自己的闺女去诬陷皇后，再后来等做了女皇，又利用酷吏，鼓励写检举信等政治手腕，虽都谈不上有多高明，却很实用，并且也达到了预期目的。这就是山西人的政治策略：不择手段，只求实效。
　　　　
　　　　千年之后，山西又走出一位这样的女人，这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慈禧太后。这位很有心计的兰贵人，据说是当年父亲在山西长治任道台时，收养的一位汉家姑娘，后改姓叶赫拉那氏，教她诗琴书画。我们都知道慈禧的字不错，大气刚正。如今故宫里，她题写的匾额条幅，随处可见。可见这小妮子自小是下了不少功夫的。后来选秀女时入的宫，靠唱一支山西民间小调，引起咸丰皇帝的兴趣，并最终做了皇后，皇太后。她心毒手辣，精通权术，以“铁”的手腕，实际统治中国三十余年。关于慈禧的身世，贵为太后，自然避讳得紧，其真实情况自然已无可考。不过，慈禧少女时期在长治度过，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如今，城里还有一处古迹，相传是她当年读书的书房。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想要玩转政治，只有“硬”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懂得“软”的一面，想办法收买人心。在这方面，山西人有着丰厚的政治经验。因为，山西有一大批贤臣名相，他们的经验智慧，至到今日，还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
　　　　
　　　　毛泽东同志曾经赞叹过山西一个很有名气的政治家族―――裴氏家族。这个家族最特别之处，就是盛产“宰相”。汉唐以来，这个家族共出了59个宰相，59个大将军，21名附马，数百个省部级大臣，其他级别的官员就更不计其数（地理学家裴秀也出此门）。人才的多样密集，智慧的强劲延续，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家族中一个宰相的故事。他叫裴度。据《玉泉子》记载，一次，他的部下突然告诉他官印丢了。当时，“闻之者莫不失色”。他却不着急，反而命“张筵举乐”，大家都很纳闷，窃窃私语，替他着急。等到了大半夜，酒正喝在兴头上时，手下报告说官印还在。他也不搭理，继续喝他的酒。后来有人问其故，他说：“这肯定是手下一些办事人员拿去偷盖公章了。你不着急，他还可能给你送回来，若你着急发怒，把他逼急了，肯定会扔到火里水里的，也就不可能再找到了。”听了此话，大家都特别佩服他的气量。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叫领导艺术。其中个味，需由你慢慢品尝，细细感悟。
　　　　
　　　　再讲一个，就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汾阳王郭子仪了。《谭宾录》载，郭子仪当了大官以后，每当部将汇报工作时，直入内室，老婆女儿妆梳时也不回避。有时，还让她们端茶倒水，当仆人使唤。家人很不高兴。有一天，他的子弟劝道：“您现在已经是有身份的人了，还如此随便，不管什么人，都能进您的卧室，恐怕便是霍去病那样不拘小节的将军也不会如此的。”他笑着说：“你这样想就错了。我现在‘官马粟者五百匹，官饩者一千人，进无所往，退无所据’，如果整天关着门，会引来不少人猜忌，若有小人一告状，皇帝耳根子一软，就可能灭我九族，抄我全家，你等小命也跟着我玩完。现在“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是兴，无所加也’，我是有意为之的。”大家一听，深感佩服。这是何等睿智的举动呀。特别是对一个成就如此功业，身居如此高位的人，何等难得呀。他以高超精妙的政治手腕，使其“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罪”，最后，落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终始人伦之盛无缺焉。卒年八十五”。这等圆满结局，羡煞人也。
　　　　
　　　　醉心于权术政治，有时手段狠些倒罢了，若廉耻都不要，那可就太可怕了。五代时的石敬塘，因为想做皇帝的瘾太大了，为了求得塞外盟军的力量，竟认比他小的契丹王做父，甘做儿皇帝。真是把山西人的脸丢光了。
　　　　
　　　　３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山西人是最能豁出去，最大无畏，最有闯劲的一个群体。
　　　　
　　　　两年多前，在壶口瀑布的地方，有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一个叫朱朝辉的农家娃，要骑着摩托车飞黄河。虽然在他之前，已经有一个香港人飞过了，但人们还是很感兴趣。毕竟这种“玩命”的活动，在中国还不多见。许多报社纷纷炒作，山西人也深感自豪。但对于整个事件，实在没有必要过于人文地拔高。说到底，那只是山西人又一次超越小我的激情勃发，再一次意志层面的挑战自我。
　　　　
　　　　山西人血脉里天生就注有“战天斗地”的无限豪情，犹如黄河里的泥沙一般汹涌，一样自然。他们的人格精神从来都是坚韧强健，浑厚大气。而这在山西的良将猛士，英杰志士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凡看过《三国演义》的，无不对那个骑赤兔马，提偃月刀，过五关斩六将的红脸大汉抱几份敬畏之心。这大汉，姓关名羽，字云长，河东人氏也。他人长得帅，“卧蚕眉，丹凤眼”，加上一把既“性格“”又“性感”的三缕美髯，再把绿战袍一披，呵，比雄孔雀还漂亮呢。连曹操这样的大男人见了都有几份羡慕与嫉妒。他人品更棒，不好色，不嗜酒，不贪钱，不慕权，爱好文学，热爱士兵，忠肝义胆，有勇有谋，端的一个“五全十好”的“杰出青年”也。
　　　　
　　　　当年桃园结义后，他跟着打草鞋的刘备，东奔西走，南征北战，火烧赤壁，水淹七军，立下了汗马功劳。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对这个老乡自然敬重有加，十分偏爱，不惜浓彩重墨，大加渲染。这个如此“标致” 的偶像级人物，拥有太多太多的FANS.历代的皇帝喜欢他，总是加官进爵，封帝尊神，终于，步步高升，为“关公”，为“关帝”，为“关老爷”了。民间的百姓也喜欢他。文人拜，求其才德，军士拜，求其神武，商人拜，求其公义，乡民拜，求其灵通。至今，他还是最受欢迎的人物。几乎有华人的地方，都有他的身影。港澳台，东南亚，甚至海外其他不少地方，关公都颇有知名度与号召力。最有意思的是在泰国，法院开庭时， 宣誓对象不是国家元首，而是关公。看来，这个山西人，早已远远跨越时空，超越人种、民族与国家的界限，神化成一种或文化或精神的图腾。
　　　　
　　　　山西的将帅，除了经伦才华，勇力胆识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个性鲜明，气质独特，非常有特点。
　　　　
　　　　先说汉武帝时的两位大将：河东人卫青及霍去病。这舅甥俩，一个赛一个威猛，一个比一个勇武。霍去病１８岁随军出征，２０岁就把匈奴打得落花流水。当时，汉武帝给这员小将建了一座府第，他辞却不要，并慨然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正是这两位大将军，横刀立马，四处征战，为汉疆域扩张、边陲安定立下了不朽功劳。从他们之后，汉家皇朝再不用低声下气，把自己的金枝玉叶送到荒漠边关受罪了。当然，此后的昭君出塞另当别论，那是汉家的气度，与汉初低声下气，权宜之策的“和亲”是完全两码事。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就是被这舅甥俩打得吓破了胆的匈奴人，最后竟逃到多瑙河畔，建了一个匈牙利，在那儿称王称霸起来。
　　　　
　　　　大唐名将薛仁贵是绛州龙门人。其“汾河射雁”和“寒窑”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他最大的特点是喜欢穿白衣，我想大概是这位将军长得白，又爱美的缘故吧。民间不是有一句“要想俏，戴白孝”吗？《谭宾录》载，当年 唐太宗征辽东时，军前观阵，看到这位白袍将军，“握戟橐鞬，张弓大呼，所向披靡”，深为惊服，叹曰：“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后来，在薛仁贵七十多岁时，突厥兵听到薛仁贵去世的流言，便大胆侵犯。阵前问唐将是谁，说是薛仁贵。突厥兵不信。仁贵便脱去头盔让他们瞧瞧，突厥兵一看大惊失色，连忙“下马罗拜”，接着赶快撤退。白发苍苍的老头子，竟还有这般威力，真是了不起。无论如何，大唐辽阔的疆域，都无不于这位七老八十还要征东征西的白袍将军有关。
　　　　
　　　　北宋时期，山西又出了英勇神武，满门忠烈的杨家将。这个家族，绵延几代，个个英雄好汉，代代忠勇无比。至今想起杨令公佘太君，想起杨六郎穆桂英，想起七郎八虎，想起杨门女将，依然叫人血脉贲张，气吐眉扬。那血战金沙滩的惨然悲壮，那太君百岁挂帅的无畏气概，那十二寡妇征西的巾帼风采，想起来无不令人荡气回肠，扼腕不已。正是这个刚烈的家族，以冲天的豪情和滚烫的热血，给那个阴柔的王朝涂了一层厚厚的亮色。只有热血，没有眼泪的杨氏家族，就这样无怨无悔，以浩然精忠之气，无畏英雄之躯，羽翼赵氏王朝，几近半个多世纪。想想最后，这软骨子的大宋王朝，竟还要靠杨氏的寡妇女人上阵保卫，真是令人愤然慨然怅然，无奈时阻空隔，只好千年往事，唯有一叹了。
　　　　
　　　　正如杨门女将一般，三晋女子从来都是巾帼不让须眉。驰名中外的娘子关，其名便是缘于当年李世民的姐姐晋阳公主率领娘子军镇守边关而来的。而在五六十年代，山西的铁姑娘，更是全国闻名。如今的大寨还是由这样的一位“铁姑娘”坚撑着。而最能代表山西女子骨子里那股刚烈忠勇之气，就是烈士刘胡兰了。这位小姑娘，出生在文水县境内的云周西村，如你所知，那是武则天的故乡。那里的女孩子都很大气，活泼直爽，爱憎非明。当年，小姑娘从从容容地躺在铡刀下，脆生生地扔下一句“怕死不是共产党员”，从容就义。那年，她还不到十六岁。如今，在她的故乡，有其烈士纪念碑，有其遗物陈列室。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她的照片。一位很漂亮，很漂亮的小姑娘。
　　　　
　　　　
　　　　４
　　　　
　　　　大气刚烈的的山西人，外貌粗犷，可内心却细腻得很。他们不但吟诗作画，舞枪弄棒是一把好手，而且吹弹奏唱，修塔建庙，也无不做得绝妙，堪称行家里手，名师大家。
　　　　
　　　　便是说其粗犷，我心里也一百个不情愿。说来你大概不信，山西历来可是帅哥成群，美女成堆的呀。不需说关云长的神逸，薛仁贵的英姿，王摩诘的俊美，单就四大美人中，山西人便占其二，已经令人不能不刮目相看。貂蝉是忻州人，杨玉环是河东人。我们都熟知“吕布戏貂蝉”的故事。而吕布是定襄人，离忻州不远。如今，民间还流传一句“忻州没好女，定襄没好男”的谚语，意在告诫家乡的好男好女，不要向他俩学习。
　　　　
　　　　在晋北大同地区，更是盛产美女，历代王朝，宫里入选美人，都少不了大同藉的。那个有名的“玉堂春”――苏三，也是当年从大同买进的。这自然与当年此处林木茂盛，山青水秀的自然环境有关。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故宫大殿里那些高大的梁柱，许多都是从山西采伐的。只可惜，后来过度砍伐，水土流失，山西才成了今日黄沙弥漫、沟壑纵横的怪样子。山西人是否因此才渐渐变得粗土起来，已不得而知。
　　　　外人对于山西人的粗土印象，概源于难听的山西话。平心而论，山西话是不太好听，音浑调重，语直韵少，自然不如江南的莺歌燕语好听，京话的字正腔圆舒服。那个北京叫王小波的作家，就总是拿山西话开涮，还挪揄当年玉堂春挂牌，因为一口难听的山西话，而招不到客人。便是当年那些眼红晋商的人，也是酸溜溜地借以讽刺山西话，找出些优越感来。
　　　　
　　　　然而，正是这些说着难听方言的山西人，玩转了唐诗韵律后，又轻轻松松地撑起咿咿呀呀的戏曲大幕来，浅吟低唱，再领风骚数百年。
　　　　山西是传统戏曲的最主要发源地。在著名的“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中，山西人就占了三个。而中国有价值的古戏台及戏曲文物，十有七八都在山西。至到今天，山西几乎每个乡村，都还顽固地保留着一方或破或新的戏台，遥证着那曾远去的曲乐辉煌。
　　　　
　　　　如果说戏曲是古人的流行文化，那山西就是其先峰文化中心了。因此，当年山西戏曲特别发达，剧目精彩，曲唱讲究。蒲剧、晋剧、眉户、上党梆子，都相当有名气。以前，逢节过年，或有什么重大仪式，大多请的是山西的戏班子，许多剧目首唱，也都荣归他们。只可惜后来观众的口味变了，喜欢甜些柔些腻些的，南剧便渐渐压倒了北剧。如大家所知，山西戏剧唱腔多以高亢、脆亮、悠长见长。因为，以前戏曲多是在乡村旷野演唱，山水一起奏鸣，天地为之同乐，因此这种底气十足的嗓音特别重要。但若在设有现代音响的小空间剧院里，无论器乐、唱腔，都不免有些燥的感觉。当年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特别偏爱家乡的上党梆子，便一再鼓吹，竭力推荐晋京。如你所料，那粗犷甚至刺耳的梆子腔，把那些文绉绉的专家名士吓了一大跳。尽管后来把各类器乐都改小了一号，听起来还是不太舒服。赵树理很不甘心，但也无可奈何。
　　　　
　　　　这又是一个奇妙的悖论。山西人能写爱唱，却无法让别人喜欢起来。大概源于此，山西人一发狠，不能唱我就说，我就写。于是，山西清徐人罗贯中，便扬扬洒洒地写出一部《三国演义》来（《水浒传》他也有份）。如你所知，中国传统小说起源自话本，就是说书人的手稿了。这位罗先生，不知当初是否也用“山西话”讲过《三国》呢？记得我小时候，就常听村里的老人讲三国，浑朴的山西话配讲三国的英雄草莽，我以为很有味道。
　　　　
　　　　还有一部号称千古奇书的《金瓶梅》，署名兰陵笑笑生，何方人氏，莫衷一是。但最新研究表证，《金瓶梅》许多话语，是以晋中的山阴方言写就的，并具体考证到是王家屏。当然，这个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不过，作为了解山西话的山西人，看了专家的研究文章，我认为很有道理。
　　　　
　　　　山西人胸怀大气高远，心智精巧细密，不但表现在文学才能上，工艺水平表现也令人刮目相看。
　　　　
　　　　在中国美术史上，山西有两处堪称国宝级的“双绝”：芮城永乐宫的壁画和平遥双林寺的彩塑。凡到过永乐宫的人，无不为其壁画的恢宏气势所撼。那长达数米的线条，流畅得近乎完美，似有神助，那如云如麻的仙姿，精妙得呼之欲出，真是天成。而双林寺的彩塑，造型精彩，技法绝妙，无论神佛鬼怪，还是鱼龙鸟兽，大可顶庙堂半方屋宇，小则存仙佛一点手指，或立或蹲，或行或飞，色泽鲜颜明丽，姿态生动多变，真是艺术奇迹，人间珍品也。而这些作品，都是出自不知名姓的民间艺人之手。能画出这般气魄，可塑得如此佳品，不能不惊叹山西民间真是人杰地灵，藏龙卧虎之地。
　　　　
　　　　山西人的艺术才情还不至如此。在山西境内，有着太多太多令人叹为观之的奇迹。看那耗全国铁产量三分之一铸就，蹲伏千年的黄河铁牛，看那雷霹炮击无恙，立千年不倒的应县木塔，看那层层叠叠的云岗大石窟，看那“马尾吊着的”浑源悬空寺，看那平遥古城，看那乔家大院，看那木雕盘龙，看那鱼沼飞梁，那一个不是工艺史上的典范，建筑史上的佳话？　
　　　　
　　　　山西汇聚如此众多的精工妙技，我想绝非偶然。这与山西人的性格分不开。他们有巧思，爱琢磨，喜欢跟自己较劲，凡事都要搞出个名堂，弄出个花样来。永济普救寺里的莺莺塔，是中国有名的回音古建筑，你在塔下一块石头上随意敲击，就能清楚地听到如蛙鸣的声音。据说，夜里若站在塔下，你可以清楚地听到二里以外夫妻吵架的声音。而在临猗县，有隋唐时建的双塔，每年有两个特别的节日，双塔的影子可以交替在一起。你或许以为不可思议，可没办法，山西人就有这能耐。在苏州，有一座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原址是“三晋会馆”，里头有个精妙绝伦的戏台，据说当时连国际建筑大师贝聿铭看了，也连连赞叹，视为奇迹。这座建筑的工程师，按理推算，我以为肯定是山西人。无论如何，我一直愤愤地想，山西若在现代不出几位重量级的工艺名家，建筑大师，真是有些对不起老祖宗来。
　　　　
　　　　大概没多少人知道，紫禁城里金光闪闪的琉璃瓦，也是山西人发明的。另外，四大名砚之一的澄泥砚，也出自山西绛县。　
　　　　
　　　　５
　　　　
　　　　在传统建筑学里，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勾心斗角”，指斗拱相互交错相连。山西人对建筑如此痴迷，大概对此更是心领神会。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山西人的心智特别灵巧珑透。这种气质，表现在文学上，是神妙，表现在工艺上，是巧妙，表现在理财上，就是精妙了。而山西人的精打细算是出了名的。随着晋商文化的不断深入发掘，大家对山西商人越来越刮目相看。而山西人善理财，早是不争的事实。远不说春秋时与陶朱公齐名的理财大师猗顿，民国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便是山西人氏，而建国后的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银长也是山西人。还有那个土皇帝阎锡山，也精于此道。老阎造窄铁轨，便是一例。老阎当政时，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钢铁公司，甚至电影公司，使当时山西的经济在全国都首屈一指。
　　　　
　　　　山西人精巧的心计城府，周密的思考能力，使得他们无往而不利，做官成官，做将成将，做士成士，做商成商。他们敢做大事，爱做大事，最终也能成大事。但作为一种群体人格，这种品质一旦失去大家的张扬，失去人格的支撑，便容易庸俗为“耍滑头”、“斗心眼”，往往算计得过了头，“聪明反被聪明误”，做出些贪功求大、杀鸡取卵的傻事来。如今，山西人政治形势跟得紧，大话文章多，面子工程多，小报告打的多，都是公开的事实。山空了，地陷了，空气污染了，河水断流了，山西的小煤窑还是屡禁不止，疯狂挖采，不就是因为地方政府为财政、为政绩而精打“小算盘”的可悲后果么？这种急功近利的短视，不计后果的行为，正让我们的子孙，而且必将继续让他们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
　　　　
　　　　山西人太聪明了，太大气了，太现实了。聪明得“没有什么不可以”，大气得“什么都敢干”，现实得“唯有我自己”。他们历来不靠神佛，不信鬼灵。他们尊奉老祖宗荀子“人定胜天”的信条，洞晓“求人不如求己”的道理。神佛也好，鬼灵也罢，都是些可信不可信的玩意了。大概二千多年前，山西的荀子老先生，就早已把不用怕鬼，不用信神的理由说得条条有理，头头是道。
　　　　
　　　　山西民间文化历来轻鬼神，重世俗的。虽然他们划出些地盘给神佛道仙居住，花了许多钱财兴建塔庙寺院（云岗石窟，五台仙境，北岳恒山都是佛教圣地），有空时也会前去拜拜。这方水土也曾养育出两个很有名气的仙人：吕洞宾与张果老。然而山西人却从不把精神寄托在神鬼之上，他们更相信自己，对自己祖宗、对当地英雄的敬拜，似乎更热情，更虔诚些。山西民间，那些大大小小名人的庙祠墓碑，历来就香火不断。他们便是信神信鬼，也只认“老乡”牌的。
　　　　
　　　　山西铺天盖地的世俗情结，影响太大了，竟连仙人都会沾些俗气，和尚也要明些世故。《高僧传》记载，魏晋时有一位河东籍的高人叫支遁（字道林，本性关，是不是关老爷家族后代，待考），“幼有神理，聪明秀彻”，当时很有名气。大书法家王羲之对此很不以为然，就对别人说：“一狂僧耳，何足言。”后来有一天两人见了面，王就问他：“逍遥篇可闻乎？”遁“乃作数千言，揭新理，才藻警绝”。王听后，深为叹服，知道真是高人也。后来，支遁跑到剡山，“立寺行道”，不但教弟子佛理道义，还经常写些“座右铭”以资鼓励。这样的“入世”高僧，我总以为太不潇洒了。想想看，逍遥篇或座右铭，关卿何事？真正的高士应如闲云野鹤，淡泊尘世，而不是四处交际应酬，替弟子写小纸条。我想，他是放不下人世间的俗名罢了。后来，五十出头就向天帝报道去了。大概是上天的“头儿”也觉得他太招摇的缘故罢了。
　　　　
　　　　山西人对神佛的大不敬，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爱情故事可以佐证，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西厢记》了。故事的发生地在今永济市（古称蒲州）的普救寺。当年书生张瑞赴京赶考，途经此地，看此地风光秀美，便在寺里暂住歇息，温读功课。赶巧遇上已故宰相的千金小姐崔莺莺做“芳邻”。张生人痴，莺莺情浓，后在丫环红娘的帮助下，终成好事。这个故事妙就妙在“偷情”竟发生在佛门这般清静之地，而且是不法的“婚前性行为”！诗云：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老天！神佛面前胡来，竟还能如此诗情画意，竟还有这般闲情雅致。这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唯一公开的特例。若还有人效法，看庙里的和尚不打断你的腿！据说，当年张生与莺莺的婚礼，就是庙里的大和尚主持的。同是出家人，同是面对爱情事件，山西的和尚以联牵红线为乐事，而渐江的法海则是以棒打鸳鸯为己任。孰好孰坏，孰高孰下，自是不比不知道，一比见分效。
　　　　
　　　　如今，庙塔还在，桃花依旧，和尚也是有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庙里新起了一大片院落，由一个个精致的小院组成，说是为现代的“张生与莺莺”准备的。据说每年还会组织一个国际情人节，红男绿女，煞是热闹。看来，神佛在山西人面前也无可奈何。阿弥陀佛，睁只眼，闭只眼吧，出家人慈悲为怀，做做月下老，有何不可？
　　　　
　　　　6
　　　　
　　　　行笔至此，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与伤感。把这么多的祖先招来，看着他们济济一堂地汇聚在此，不知是应该欢喜还是伤悲，是骄傲还是羞愧。面对祖先亲切的目光，突然涌起压抑不住大哭一场的冲动。
　　　　我们能告诉他们些什么呢？便是把们擦得锃亮，一一摆放出来，又能如何呢？这个质疑，首先不是来自别人，而是祖先他们自己。在他们看来，贫穷，永远不能成为抱怨的理由。痛苦，也总是成功的原发动力。他们吃苦耐劳，开创黄河文明，他们能文能武，独领一代风骚，他们能谋善断，气吞锦绣山河，他们精工善贾，钱财富可敌国；他们进则仕，济天下养苍穹，退则师，立贤言守气节；若逢乱世，必赤胆忠心，金戈铁马，成就不世之业；若遇太平，则安守其业，厚积薄发，求成有益之人。面对这样的祖宗，除了恐慌，除了难堪，除了羞愧，我们能说些什么，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失落的如我辈的山西人，除了一边喝着老陈醋，一边酸溜溜地回想“那些曾经阔过的日子”外，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那个《人说山西好风光》里风景秀丽的山西那里去了？那个自古“表里河山”的山西那里去了？辉煌，财富，名气，曾经我们什么都有过，如今，我们好象什么都没有了。现实的山西人在没有了现实的凭靠后，人格精神竟也萎缩、疲软得一蹋糊涂。不说那浩然之气，不说那风流之风，我们竟连最其码的方向都已经迷失了。
　　　　
　　　　如今，说起山西来，除了冷冰冰的石窟，轻缈缈的五台，四方方的古城，我们的印象好象就剩下脏、乱、穷了。远古的辉煌早已褪色，政治的喧闹早已经冷场，只剩下一种畸型的繁荣，闹哄哄，香艳艳地斜撐着山西可怜又可悲的名声。
　　　　
　　　　现在的太原，都知道以小姐多，夜总会多著称。而且其夜总会的豪华程度，直追国际标准。由于“物美价廉”，周边省份，甚至北京的许多款爷都来此消遣。据说也因此拉动太原经济上升了几个百分点。每逢想到京晋高速路上来来往往“乌龟壳”中，有多少“狎客”是奔着“风流快活”入晋的，总会感到深深的悲哀。
　　　　
　　　　不为客人，不为小姐，只为我的故乡山西